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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一九二三年九月（一）（第5页）

硬币上面写有汉字和数字，方三响不懂日文也大概能猜出来。一共有五枚一元龙洋、两枚稻米旭日五圆和一枚双凤五十钱的银币，这一把合计是十五元五十钱。

青壮又嚷了一句日文，方三响还没来得及问为什么，王兆澄在旁边已急切地用日文喊道：“我们是中国人，不是朝鲜人！请你们不要误会！”

可为时已晚，那青壮已经一脸兴奋地举起竹刀，恶狠狠地朝方三响头上砸去。方三响比他高出将近两头，骤见竹刀袭来，伸手攥住刀身，振臂一挥，便把他扫倒在地。

青壮的同伴们一片哗然，有几个胆大的嗷嗷叫着冲上来，却被方三响三拳两脚，悉数打翻在地。搏击之术，说到底还是取决于体重，方三响膀大腰圆，又跟陶管家学过一点粗浅的功夫。这些身材矮小的倭人，等闲几个真不是对手。

那个拿真刀的见同伴被打得东倒西歪，不由得勃然大怒，高举着大刀猛劈下来。方三响听到风声，急忙闪避，结果胳膊上被划出一道长长的口子，登时血流如注。那人一见血变得更加疯狂，又劈斩过来，方三响旋身避过，攥紧拳头狠狠砸在那人腰眼处。只听对方惨叫一声，“当啷”一声扔下武士刀，蜷缩在地上。

这一下子，其他举着竹枪的人都被吓得退后了几步，嘴里还骂骂咧咧。难波大助主动上前，跟他们交涉。方三响趁这个机会，从腰间的挎包里取出酒精与绷带，给自己的胳膊包扎，没想到，这些急救物资倒先给自己用上了。

王兆澄站在旁边，一脸紧张地解释。原来关东大地震发生之后，东京坊间传出许多奇怪的流言，说朝鲜劳工趁着地震大乱的时机四处杀人、抢劫、强奸，还会在水井里投毒、组织大规模暴动，甚至还有说这次地震是朝鲜人在伊豆半岛引爆炸弹引发的。这些流言引起了极大的恐慌，各地民众自发组建了自警团，歇斯底里地到处捕杀朝鲜人。

朝鲜人和日本人、中国人都是黑头发、黄皮肤，无法从外貌上进行甄选。这些自警团的成员，就用数钱的方式来鉴别。日文的“十五元五十钱”读出来有数个浊音，朝鲜人很难准确发音。他们一旦被发现，就会被活活打死。

“就凭这个？”方三响骇然，“未免太野蛮了吧？这根本就是屠杀呀。”

王兆澄也是一脸苦笑。其时在日本的朝鲜劳工特别多，地位比“秽多”还要低下，却在基建行业占据重要地位。所以日本社会但凡有什么怨气，都会引到这个群体身上。拦街检查都还是轻的，甚至他还听说有暴民冲进朝鲜劳工聚集点，把人全家不分老小统统杀掉的事。

“如此明目张胆，警察竟然不管吗？”

“大震之余，他们哪有余力管这个？官方恐怕也想借这些谣言，把老百姓的注意力转移开来。”王兆澄道，“我们华人的地位，也仅仅比朝鲜人高那么一点。这次地震之后，也有不少华人被误伤。我们共济会的王会长，就是为了保护华人劳工不受冲击，才四处奔走，去大岛町的。”

方三响用绷带缠满胳膊，心中惊诧到了极点。救援队在临时病院里接治的那些病人，个个文质彬彬，不住鞠躬道谢，满口谦辞，看上去都很客气知礼，难以想象他们在街上会疯狂到这地步。

王兆澄道：“您来日本时间还太短，待长了就知道了。日本人的性格比较极端，讲起礼貌来，哪怕心里恨得要死，面上也不会有一句重口；耍起无赖来，一言不合就是杀对方全家，要么全家自杀。别说我们，就是那些政府高官，也动不动就会被反对派在街头干掉。远的不说，前两年有个首相叫原敬，就因为劝说皇太子裕仁出访国外见见世面，便被右翼分子刺杀在东京车站前。”

方三响听得瞠目结舌。陈其美就喜欢动用暗杀手段，看来也是从日本人这里一脉相承。

那边难波大助费尽唇舌，总算把自警团的人暂时劝住。这时附近的巡警也赶过来，查验了方三响和王兆澄的证件后，冷冰冰地说：“现在是非常时期，请你们尽量不要乱跑。”

方三响闻言大怒。你对这些暴徒动用私刑的行径熟视无睹，反倒怪我们添麻烦？王兆澄拽了拽他的衣袖，劝他暂且隐忍。

自警团站在街道两侧，目视着这三个人重新跨上自行车，忽然齐声唱起《君之代》来，中间还夹杂着“天皇万岁”的喊声。这并不是警察要求的，完全是自发行为，方三响霎时毛骨悚然，不由得加快脚蹬。

好不容易骑离了那个区域，方三响忍不住问难波大助：“你周围的人，也都是这样子吗？”难波大助迟疑片刻，回答道：“大部分吧。”

“那你是怎么会成为社会主义者的？”方三响觉得很神奇。

难波仰起额头，鸡窝一样的头发朝后飘去，似乎在努力地回想。

“我原来和我父亲一样，是一个皇室中心主义者。第一次转变，应该是我在山口县上中学的时候吧。当时陆军大将田中义一要返回山口家乡，我们被老师驱赶着，顶着暴风雪在道路两旁排队迎候。那一天可真冷啊，我的一个好朋友因此得了肺炎。没想到老师非但不慰问，反而训斥他无礼，还说田中大臣是对国家有贡献的人，我朋友居然在迎接他的时候生病，简直就是亵渎。我在旁边听得气不过，直接揪住老师打了一顿，结果被退学了，转去了鸿城中学。”

“能去鸿城中学读书，你家的条件好像还不错呀。”王兆澄问。

“我家是长州藩清水氏的一支，我父亲是众议院的庚申俱乐部成员。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，都是压迫无产者的集团之一。”难波大助面无表情地说。

王兆澄倒吸一口凉气。长州藩清水氏且不说，这个庚申俱乐部是近年来在众议院结成的一个派系，没想到这个满脑子革命的小家伙，居然是议员家庭出身。

“我在鸿城中学也没待很久，对于学校内的腐朽气味无比反感，索性搬去了东京的四谷，看到了穷人的生活和很多不公正的事，但我那时只是单纯觉得气愤而已。直到我参加了社会主义联盟的一次集会，听了大杉荣先生的演说之后，才知道产生这种不公正的根源在哪里。不在于种族，不在于国策，也不在于政治家的个人品德，而在于阶级之间的根本矛盾。

“从那以后，我便豁然开朗了。我参加过友爱会的足尾铜矿山大罢工，也参加过新潟县的三升米佃农纠纷事件，还有大正七年（一九一八年）的米骚动。我清楚地看到，藩阀、地主和贵族院那些可恶的家伙是如何勾结起来，榨取无产阶级的血汗的——这非得采取果决的行动不可。”

难波大助说到激动处，猛地一拍车头，铃铛作响。方三响听他讲着，心中感慨。孜孜以求寻找答案的人，原来不止自己。

这场自行车上的即兴演说，持续到了他们抵达大岛町。

大岛町的惨状，与东京其他区域并无区别，同样被层层叠叠的瓦砾与断木所覆盖。好在这个区域位于京郊，房屋不算密集，没有燃起成片的大火，算是不幸中的万幸。

按照那本《郊外生活》的杂志所说，江木家的宅邸位于中川河畔，是一栋最新式的水泥钢筋房屋。据隔壁的邻居说，宅邸里只有江木家的眷属，他本人并不在里面。

方三响听说之后，大为失望。难得他请假出来，却扑了个空。唯一值得庆幸的是，至少江木精夫没有死于地震，要不然他可是白来了。

难波大助见在江木宅邸这里没有机会，建议说：“我们不妨去旁边的龟户町。那里有一个南葛饰劳动协会本部，人脉很广，也许能得到一些帮助。”方三响问这是个什么组织。难波大助回答说：“是社会主义者结成的一个工会联盟，领导人河合义虎还是日本共产青年同盟的委员长呢，平时我受过他很多照顾。”

方三响忍不住道：“你们日本的左翼组织未免太多了吧？这几天我都听了不下十个名头。”难波大助羞赧一笑，抓了抓头皮：“人多力量大嘛。”旁边王兆澄插嘴道：“我听说苏俄那边，都是一个政党，延伸出去很多分部在各地基层，由共产党员主持工会。你们干吗不这么搞？”

难波大助有些为难地叹息道：“没办法呀，大家总会有分歧。就拿我参加过的友爱会来说，有人主张协调主义，与资本家谈判；有人主张工团主义，要积极地采取斗争的方式。结果先分裂出去一个矿工总联合会，然后友爱会也改名叫日本劳动总同盟了……”

方三响及时阻止了难波大助的讲解，否则他的脑子里还要至少被灌入十个组织名称。

他们从大岛町骑到龟户町，只用了十几分钟，还不够难波把所有左翼组织介绍完备。当三人来到劳动协会本部的长屋前时，难波大助突然“啊”了一声，惊慌地从自行车上跳下来，差点摔倒。

这是一间江户时代的破旧长屋，没有玄关与院子，一层开门即当街。它夹在一间和果子铺和一间酱油铺之间，奇迹般地从大地震中幸存下来。但此时这间长屋的门板向内倒在地上，中间裂开，一看便是被大力踹开的，里面的榻榻米上洒满了斑斑血迹和碎纸片，煤油灯与木屐散乱不堪，一片狼藉。